當前位置:首頁 > 文化 > 史說

《大清律例》對監守自盜是怎樣懲處的

發佈日期:2017年09月13日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謝 晶
[列印本頁] 【字體大小:

  貪污是一種對社會產生較為嚴重危害的犯罪行為。在面對、處理和解決當下的貪污問題時,不妨回溯一番歷史上可資汲取的經驗與教訓。

  律重官物

  在我國傳統時代的王朝法典中,一般把貪污問題放在盜律項下處理,亦即將貪污作為一種盜行為來處理。以《大清律例》為例,《刑律·賊盜》中有二十八條律文,除前三條謀反大逆、謀叛、造妖書妖言為賊律,剩下二十五條均為盜律。盜律之中,最後四條盜賊窩主、共謀為盜、公取竊取皆為盜、起除刺字相當於盜律之“總則”,其餘二十一條則是“分則”。分則之中,按照盜之對象來看,略人略賣人、劫囚的對像是人,夜無故入人家的對象不明確,而剩下的十八條均為財物,財物又可按所屬不同,分為“官物”與“私物”。

  所謂官物,即被官方(非官員個人)所有的財產,相當於當代的國家財產(當然,二者概念並不相同,只可在一定程度上相類比)。在我國當代的法律體系中,“國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對於私人財產僅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亦即國家財產的地位高於私人財產,清代的法律也與此類似,體現出“律重官物”的原則。

  一方面,將幾種特殊的官物分列出來單獨成律:盜大祀神禦物、盜制書、盜印信、盜內府財物、盜城門鑰、盜軍器、盜園陵樹木,這幾種官物並非能夠簡單計算出價格的普通財物,故對其定以不同於盜普通財物“計贓論罪”的處理規則。另一方面,在盜普通財物的情況下,相同的盜主體(常人)盜同等數額的官物與私物——常人盜倉庫錢糧與竊盜,對前者的處罰重於後者:同樣是“不得財”,常人盜官物杖六十,盜私物僅笞五十;同樣是盜一兩以下,常人盜官物杖七十,盜私物杖六十。在這之後,盜官物每五兩加一等,盜私物每十兩加一等,對二者之最高刑罰均為絞(雜犯或監候),但對盜官物者,八十兩即絞,盜私物者,一百二十兩以上方絞。

  嚴監守寬常人

  盜官物中的普通財物的行為中,律文又按照盜主體的不同分為監守自盜倉庫錢糧與常人盜倉庫錢糧兩種。所謂“監守”,即監臨主守,《名例》稱監臨主守律曰:“凡(律)稱監臨者,內外諸司統攝所屬,有文案相關涉,及(別處駐紮衙門帶管兵糧水利之類)雖非所管百姓,但有事在手者,即為監臨。稱主守者,(內外衙門)該管文案,典吏專主掌其事;及守掌倉庫、獄囚、雜物之類,官吏、庫子、鬥級、攢攔、禁子併為主守。其職雖非統屬,但臨時差遣管領提調者,亦是監臨主守。”而“常人”,“不係監守外皆是”,“不論軍民人等,即有官有役之人,凡不係監守者,皆是”。

  律文對前者的處罰重於後者:盜一兩以下,監守盜為杖八十,常人盜杖七十,後者輕一等,此後監守盜二兩五錢加一等,常人盜五兩加一等。如此立法的緣由,正如薛允升所言:“監臨主守,俱係在官之人,非官即吏,本非無知愚民可比,乃居然潛行竊盜之事。”針對官物的監守盜重於常人盜,則針對官物的監守盜更是肯定重於針對私物的普通竊盜,故“監守重於竊盜,情法本應如是”。

  我國當代刑法學也有類似的觀念,認為貪污罪侵犯的是雙重法益——“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與“公共財物的所有權”,而盜竊罪僅侵犯財產法益,故對貪污罪的處罰重於盜竊罪。新中國成立後的1979年、1997年兩部刑法典也一直基本遵循著這一原則,但令人不解的是,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及2016年的司法解釋卻讓規則出現了“寬監守而轉嚴常人”(“寬貪污嚴盜竊”)的現象:同樣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盜竊1000元至3000元以上即可,而貪污竟要求3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同樣是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盜竊僅需3萬元至10萬元以上,貪污則要求2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對貪污罪的處罰竟在整體上明顯輕於盜竊罪。  

  重民命輕財物

  《大清律例》盜律雖在整體上表現出“律重官物”的特徵,但在某些時候卻又“重民命輕財物”,對一些本應處以死刑或流刑的盜官物行為,並不真正處以死刑或流刑,使得對盜官物的處罰反倒輕於對盜私物者,此所謂“雜犯”。

  盜官物的律文中有關於雜犯規定的,包括盜一般官物中的監守自盜倉庫錢糧與常人盜倉庫錢糧,以及盜特殊官物中的盜內府財物與盜城門鑰,盜私物的律文中均無此規定。“雜,對真言”,其具體處理方式為:三流者徒四年,斬絞者徒五年,也即以徒四年、五年的刑罰來代替三等流刑與兩等死刑。

  薛允升指出,雜犯的立法緣由乃在律文“過於嚴厲”。不過,這樣的立法可能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既然已認識到律文過於嚴厲,為何不直接減輕刑罰,而是“多此一舉”地先規定死刑或流刑,再創造一個“雜犯”的概念,以徒刑代替死流呢?沈之奇對此解釋頗盡:“但有死罪之名,而無死罪之實,以其罪難免,而情可矜,故準徒五年以貸之。雖貸其死,而不易其名,所以示戒也。”“示戒”二字是此中的核心意旨,首先聲明,本來該行為依理依法均應被處以死流,但又考慮到其情可矜,因而不易其名,僅貸其刑。如此,既可實現刑罰寬緩之實,又能達到宣示嚴懲效果。

  其二,律重官物本是盜律的一般原則,對盜取同等數額的行為,盜官物者面臨的處罰重於盜私物者,但在添入雜犯規則後,監守與常人盜倉庫錢糧律中的流刑與死刑都被徒刑代替,導致其所面臨的處罰反倒輕於盜私物的普通竊盜,如此即如薛允升的批評,產生了“輕重失平”之虞,且進一步導致了實踐中“辦理亦多窒礙”以及後來的“條例紛煩”現象。對此,徐象先指出,“蓋以監守、常人為害於國,其害小,貪吏、竊盜為害於民,其害大”。沈之奇亦有解說:“不欲因盜錢糧官物而即殺之也。科罪則監常為重,至死則竊盜獨嚴,蓋竊盜滿數,則害於民者大,三犯則害於民者多。為錢糧官物,不欲即殺之,為民間財物,不欲稍貸之,寬大之至,又嚴密之至也。”易而言之,律典一方面重官物,科罪時“監常為重”,另一方面又不願因錢糧官物即處死行為人,為兼顧兩方面,即有如此看似“矛盾”但又不得不為之的設定。

  經驗與教訓

  古今針對貪污行為的法律規範儘管在形式、內容上均有差異,但其內涵卻頗為相通,此相通及相異處,即恰能比照出各自之優缺,並從中開掘“古為今用”的泉源。

  整體而論,清代“律重官物”,當代“國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薛允升對這類立法模式頗有微詞:“官物與私物,雖有不同,在盜者視之則一也。不以贓數定罪,而以官、私定罪,情法似未平允。”若是把目光再往前回溯,早在先秦時代,孔門弟子有若即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亦對統治者有忠告:“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不過,律重官物只是明清律典的特點,而在之前的唐宋律典中這一特點並不明顯,其中並無類同“常人盜倉庫錢糧”的律文,且對各盜特殊官物的行為處罰也較明清律為輕,薛允升的批評即對此而提出。

  由是,薛氏所反對者乃官物與私物之分,而並不反對監守與常人之別。與此類似,在現代刑法學看來,貪污罪所侵犯的法益之一乃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所以即便不考慮官物/私物、國家/私人財產之分別,也應由於犯罪主體之不同而區別監守盜與竊盜、貪污與盜竊。

《凱風智見:《笑林廣記》——清朝人的段子合集》  

《凱風智見:明朝鴻臚寺卿王士性如何評價各省人?》  

《文史新說:那些中國的“摔跤爸爸”》  

《文史新說:秦巴腹地一個雞鳴三省的傳奇古鎮》  

《文史新說:高考古往今來一場未曾缺席的較量!》  

《文史新說:蘇東坡的西湖情節》  

《文史新說:往事越千年 絲綢古道說新疆》 

(責任編輯:青蘭)

0

反邪教網群

合作媒體

關於我們編輯信箱
凱風網版權所有 京ICP備14016129號 
京公網安備11010802014559號